偏远地区为何成为儿童性侵案“重灾区” 青报网-pg麻将胡了模拟器

    7月15日，《法制日报》视点版“突发事件@第一播报”栏目报道了云南一乡村小学教师涉嫌猥亵多名儿童被刑拘一事。女童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女童遭遇性侵事件，在近年来已不鲜见。今天，“突发事件@深度解读”栏目继续关注这一事件。

　　云南省宣威市龙场镇一小学多名女生遭性侵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儿童遭性侵犯事件，这些年来屡有发生。每次案发，都会引来人们对不法之徒的痛骂，也会引发人们的种种反思——性侵未成年人案，暴露的不仅是个别教师等成年人的道德滑坡，也揭示出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对儿童保护的多重尴尬。

　　性侵儿童案在偏远农村多发

　　去年9月，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中就明确提出:2012年，县以上妇联受理幼女受性侵的投诉达到500多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此外，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期间，媒体报道的儿童性侵害类报道高达45万篇。

　　时至今日，农村地区以及偏远地区仍为性侵儿童事件的高发区。今年5月29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在京发布的《2013-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中再次指出，“过去一年间，儿童性侵案件呈现出四大特征:高频爆发、受害人群低龄化、农村为案件重灾区、熟人犯案高发”。根据上述报告显示，乡村地区是性侵儿童案件爆发的重灾区。过去一年曝光的192起性侵儿童案件中，至少有106起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占总量的55.21%，其中，留守老人性侵儿童案件有16起。

　　农村为何会成为此类案件的重灾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家庭是儿童保护的头道防线。”北京律师徐莹对记者说，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不少家长或因工作繁忙，或因长期在外地打工，在孩子的监护上陷入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这是校园性侵案在偏远农村多发、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到2014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小吉场镇南丰小学教师黎某先后性侵学生10多名，多数为留守儿童。案发后，一些闻讯赶回家乡的父母悔恨交集。他们说，平日也很想念和担心孩子，可是为生计所迫，每年农忙或春节时才回家几天，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条件不允许，以至于孩子长期处于父母的监护之外。

　　“近年发生的此类案件中，许多受性侵儿童的家长皆有类似的苦衷。”记者此前在山东省苍山县进行儿童性侵事件采访时，该县人民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刘琛介绍说，在农村发生的儿童性侵案件，因受害儿童父母长期外出务工，不法分子得以多次作案，作案时间往往跨度较长，曾有三姐妹在4年时间中，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邻居男子的性侵行为。

　　“我们发现，之所以会发生此类性侵留守儿童的案件，主要是因为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位，女童最容易成为受害群体；其次是熟人作案突出，不法分子与受害女童一般具有亲属、亲戚、邻居、师生等特殊关系；三是不法分子常以食物和玩具为诱饵；四是发案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夏天，发案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农村院落，无人居住的小屋、陋室、茅棚等僻静处；五是由于这类案件发生地点隐蔽，受害人年龄小对情节表述不清，证据单一、不法分子易翻供等原因，导致打击难度较大。”刘琛总结说。

　　农村地区亟待性安全教育

　　“你不是我爸爸，我没有爸爸，你快走吧。”

　　8岁的留守女童在见到久未谋面的父亲后，说出了这样的第一句话。

　　在看似任性的话语背后，掩藏着巨大的不幸——女孩被村里的一个鳏夫性侵。

　　而得到消息便放下上海的蔬菜生意匆匆回家的父亲，见到床上缩成一团的女儿，想靠近抱一下，没想到却听到了女儿“赶他走”的哭喊。

　　面对女儿的“控诉”，懊悔至极的父亲，拿起农药灌进嘴里。所幸被人发现得早，这名父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过来。

　　“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再次上演，有关措施以及制度建设势在必行。”目睹了上述一幕的刘琛向记者表示，公检法及相关部门需要形成合力，才能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

　　“对于留守农村女童，政府部门应调动教育、民政、司法等多方力量，着力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农村留守女童的‘三位一体’联动保护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此类案件发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应加快户籍和教育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子女能在父母工作地入学。同时也要加大宣传力度，唤醒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的意识，使年轻的父母不但要关注孩子的学习、饥饱冷暖，还要关注孩子的情绪、言行等日常变化，确保孩子安全健康成长。”

　　此外，熊丙奇认为，在农村地区尤其应该加强性安全教育的相关普及宣传工作。“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将有关性的知识在学校教育中普及开来。在国外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教育，告诉孩子怎么保护自己，这非常重要。”熊丙奇说。

　　《2013-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明确指出，“目前，我国义务阶段的防性侵教育还止步不前”，“这并非因为地方政府或教育系统工作人员抵制、不赞同儿童安全教育，而是因为缺少自上而下的权威教案和标准，使得地方试图推进意见落实却无从着手”。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之一孙雪梅在农村地区落实性安全教育的过程中则发现，“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经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这一领域在全国层面仍为空白”。

责任编辑：赵梦星